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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深度介入新冠肺炎诊疗的难点和对策

2020-03-26 16:01:19  浏览量:

作者简介

 

汤一新,桂林市(柔性)引进人才,四川省乐山市中医医院主任中医师,成都中医药大学中医师承博士生导师,“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四川省十佳医生”;全国名老中医,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委,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党中央国务院表彰的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劳动模范),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庆祝建国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2015年4月28日出席北京人民大会堂全国劳模表彰大会亲聆习近平总书记垂训:“你们是全国亿万劳动人民的杰出代表。”‍

 

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要求:强化中西医结合,促进中医药深度介入诊疗全过程,及时推广有效方药和中成药,提高治愈率,降低死亡率。

为什么中央再度强调这个问题?是有些根深蒂固的错误认识,至今没有得到纠正。 

一、痛定思痛的疑问

2月7日,武汉市中心医院李文亮大夫不幸逝世。他在1月10日染病,24日转入重症监护室,接受了“抗生素、激素、抗病毒类药物和高流量吸氧”等“现代化治疗”12天,然后失去了生命,年仅35岁。

不管盛赞他是“八医吹哨”的英雄,抑或批评他是乱发疫情的违规者,谁都盼望他康复。那些治疗他的医务工作者们,更是绞尽脑汁,直至身心交瘁,甚至不顾自己的安危,也要挽救他的生命,这是可想而知。最后眼睁睁看着他撒手人寰,是因为耍尽了“司刀令牌”也无济于事。那种无能为力、束手无策的钻心之痛,只有同心者才有透彻的体会。

并不是所有病人都能救活,新冠肺炎的治疗与机体自身御邪能力密切相关,钟南山院士说:治疗新冠肺炎西医无特效药,只能提供对症治疗和支持治疗,期待患者自身力量的恢复。显然,多病缠身的老弱感染者更易危及生命。35岁的李大夫虽被感染,年龄和体质都是最有治愈希望的,结果,“646888岁”的感染者们一个个在武汉其它医院相继痊愈出院,李文亮却走了,怎不令人痛心。

是因为毒性猖獗,使当代医学全无招架之功吗?可能,或许不尽然。

武汉市中心医院用上了“最现代、最先进”的西医方法:“抗生素、激素、抗病毒类药物和高流量吸氧”,根据报道“除了中医药,什么方法都用尽了。”。

《黄帝内经·灵枢》说:“ 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即“这个病不能治疗,那是未能掌握治疗的技术,或是没有使用本该用上的方法。”

不能肯定,但无法否定:如果给李文亮用上了中医药的方法,说不定他就活着。

中药高度有效,完全可以减少危重症的发生率,进而减少死亡病例的发生率。何以为据?26日,国家中医药局宣布的消息:“中药清肺排毒汤治疗新冠肺炎总有效率可达90%以上——谁能说没有特效药?

有人说,“没有特效药”是钟南山讲的。这绝对是误解。钟院士什么时候说过中医没有特效药?他说“没有特效药”,是专指西医!不服,你找出给我看看——告诉你,查过了,绝对没有那样的记录。

为了都能了解形势的进展,附录资料4篇于下:

资料1:最新消息:中央召开专门会议要求“强化中西医结合,促进中医药深度介入新冠肺炎诊疗”

资料2:湖北承认中医药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

2月12日,湖北疫情防控指挥部承认:“湖北新冠肺炎患者中医药使用比例只有30.2%(注:其中相当部分是国家中医医疗队支援的武汉金银潭医院的用量),远低于全国87%的水平,中医药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影响了救治效果。”这一惊天消息,让我们醒悟了湖北拖全国后退的问题之所在:除了国家中医医疗队指导医院用中药,其它许多医院竟然空白!

有湖北疫情防控指挥部文件为证:

 

肺炎狙击战,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团结一心,湖北武汉竟有人视患者生命如儿戏,顶风拒中医

资料3:中共中央决定:应勇任湖北省委书记,王忠林任武汉市委书记

中共中央决定:应勇同志任湖北省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任武汉市委书记。

(2月13日新华网)

资料4:中纪委、国家监察委网站罕见跨界发声,力挺中医

2月11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网站罕见跨界发声,力挺中医,高度评价中医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的作用:

二、天壤之别的死亡率 

1、不是“奇迹”,也是“奇迹” 

据今天国家卫健委网站疫情通报,截至2月12日24时,全国(含港澳台)确诊病例59883例,累计治愈5950例,累计死亡病例1368例,死亡数占确诊病例约2.3%。这是在党中央英明领导下群防群治的伟大成功。

同是武汉,也呈现了与武汉市中心医院迥然不同的结果:

2月8日在元宵晚会上,水均益连线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采访。张定宇说,该院收治的1200多名感染者中,已有接近500名治愈出院。这说明,截至27日,金银潭医院新冠肺炎患者治愈率已达40%

2月8日元宵晚会上,水均益连线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

2月8日,湖北省卫健委官网公布的数据显示:湖北省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24953例,其中:武汉市13603例……全省已治愈出院1115例。(引自湖北省卫健委官网)这说明,截至27日,湖北省新冠肺炎患者治愈率不到4.5%。如果除去金银潭医院的数字,湖北省其他地方的总计确诊新冠肺炎患者23753人,治愈出院约615人,治愈率约为2.6%

这也说明:

第一,金银潭医院治愈新冠肺炎患者数量,约占湖北省治愈患者总量的45%。

第二,金银潭医院新冠肺炎患者治愈率,是湖北省除金银潭医院之外其他地方治愈率的约15.4倍。

为什么“奇迹”会出现在金银潭医院呢?答案就在于,金银潭医院较早地运用了中医药手段。

(引自《大国医论坛》)

自1月21日起,国家先后派遣黄璐琦、仝小林、刘清泉、张忠德、齐文升、王玉光、苗青等全国中医药专家,分批抵达武汉,深入湖北省中医院、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武汉金银潭医院、武汉市中医医院、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开展调研,了解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情况并指导治疗。(可惜未能被安排前往李文亮大夫的武汉市中心医院)。消息见人民日报客户端。

1月29日上午,第一支国家中医医疗队正式接管金银潭医院南一区病房的医疗工作。成员主要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和西苑医院的临床医护人员。(引自《长江日报》)

1月31日,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有20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集体出院,其中,最大年龄64岁,最小年龄15岁。那是当时全国最多的同批出院者。(引自人民网)

2 日2日,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又有37名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集体出院,其中年龄最大者88岁。(引自新华网)

2月3日,被第一支国家中医医疗队接管的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南楼一病区8名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出院。其中有的是用中药“半副药退去新冠病毒热,3天走出鬼门关”。出院者中,年龄最大68岁,最小26岁,其中重症患者6例,轻症患者2例。(引自人民日报客户端)

以上摘自《大国医论坛》的整理。

凡是参用中医药的,治疗期都明显缩短,死亡率显著降低。

2、打好防御战,以四川和乐山为例

四川人民8300多万,在省委省政府统一指挥下,一开始就调动了中医力量。迄自昨天(212号)确诊451例,出院94例,死亡1例,治愈率23%,是全国平均数的2倍,死亡率0.22%,占全国平均死亡率不到十分之一。四川省卫健委和省中医药管理局及时公布新冠肺炎中药预防处方,积极推荐国家卫健委中西医结合方案,功不可没。  

笔者所在的乐山市现有人口354.4万,到今天确诊3例,均是武汉归来的之前感染者(其中有一对夫妻),此外再没有乐山人民感染。这3例当中的重症1例,日前转危为安,迄今治愈出院2例,治愈率67%,总有效率100%,死亡率为零,本地人感染率为零。山打好了新冠肺炎防御战。此前,乐山市卫健委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积极组织全民共御病毒,全面调动了中西医力量,笔者本人就是组织聘任的“新冠肺炎防控中医专家组”顾问。

山西用纯中药和中西医结合治疗共31例,总有效率100%,死亡率为零(山西卫健委网站)。

3、桂林和恭城人民战争是无敌的力量

桂林市,美丽神秘的恭城瑶族自治县。

1月29日中午,恭城县人民医院和恭城瑶医医院的医护人员在忙碌之中,吃到了免费送到的午餐。该餐馆负责人表示“县城无法外出就餐的医务人员有需要送餐的,一律免费供应快餐、面点。”打赢抗疫之战,是全民共同的心声。

(广西新闻网 2020年01月30)

男女老少齐参战,人民战争就是无敌的力量。

桂林市卫健委、桂林市中医药管理局高度重视中医药在新冠肺炎防治中的深度介入,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迄止2月12号,累计确诊31例,治愈5例,治愈率16%,为全国平均治愈率的1.5倍;同时创造了全市新冠肺炎患者零死亡,全市医务人员零感染的辉煌战绩。

恭城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各族人民严防坚守,创造了除武汉回县的2例输入者外,其余全县人民零感染、全县医务人员零感染的奇迹。

(桂林新闻网 2020年0213日

类似的例子,全国举不胜举。

 

 疫情防控,桂林人才在行动

 

三、自毁瑰宝的错误认识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首批医疗支援的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参合中医治疗创造了治愈率高居15.4倍的奇迹,不是“特效”,胜似特效。鉴于目前举世皆以为“治疗新冠肺炎没有特效药”,我们也不想“逆潮流而动”,认定治愈率“15.4倍的奇迹”就是“特效药”,但不妨退而求其次,改称之为“特效方法”。不过,“药”也好“方法”也好,无非就是一个事实:中医药能特效地治疗新型肺炎,大大提高治愈率,大大降低死亡率既然如此,为什么大疫当前,还有人排斥中医?为什么宁肯李文亮死去,也不愿放下学术固执,请进中医药救他一命?

“猎人的眼睛蒙上了一层灰”。要充分发挥中医药在防治新冠肺炎中的作用,必须破解以下错误的认识:

1、“特效药必须在实验室认定”

去实验室认定中医药是否“特效”,指导思想就是天大的错误。检验中医是否“特效”的标准,只能是实践的结果。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医学实践的结果就是疗效,所以只有疗效,才是检验医学医术的根本标准,也是检验某种药物是否“特效”的标准。即使实验室认定某种药物对某种病毒有效或无效,也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与临床运用可能风马流不相及。

西药是针对病毒、细菌而设,作用直接杀毒杀菌,所以在实验室检验它是否具备杀毒杀菌的能力,是完全正确的;中药是作用于人体,发动人体功能去处理病毒细菌,本来就不是直接用以杀毒杀菌的东西。把中药像西药那样放到实验室去看它杀毒杀菌的作用,完全搞错了庙门。再以错误的结论作标准去判别是否“特效药”,驴唇不对马嘴。

钟南山院士说:“对于中药,我们不指望它有很强的抗病毒作用。”(见2月7日人民日报)这话完全正确。有人把它曲解为钟南山说“中医药不行”,这是对钟院士本意的严重歪曲,不信你问他本人。他这话和我的意思完全一样:“把中药像西药那样放到实验室去看它杀毒杀菌的作用,完全搞错了庙门。”中医药从来都没有强调过实验室中的抗病毒作用,疗效才是根本的评价标准。不直接抗病毒,把非典患者治好了,不是吗?不直接抗病毒,把新冠肺炎患者治愈了,不好吗?

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说不定独木桥就是捷径。《黄帝内经》云:“谨察阴阳之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点出了中医治疗的核心在于“和为贵”。它与西医的治疗理念有重要的差别,对疾病治疗的切入点也不相同。最大的区别在于西医着重于治病,中医着眼于治人。中医不是专找致病因子是谁,而是着眼于分析致病的条件。致病因子是因,人得病是果,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因才能变成果。所以,中医从条件人手,把致病因子赖以生存的条件撤掉,它就不能产生果了。

比如新冠肺炎的治疗,西医的认识是,“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是由病毒引起的,那么找到了它就可以寻找或制造特效药杀死它。这无疑是正确的思路之一。中华传统的思维不轻易讲杀死谁,而是主张“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就像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即调节机体)杜绝犯罪一样,也是追求安宁的一个正确的方法。两者角度不同、方法不同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成都武侯祠的这幅对联,比较贴切地反映了中医药的治疗策略。

大自然给人类生命的权利,同样给了细菌、病毒生存的权利。如果有一天人类把所有的细菌、病毒全消灭了,人类也就不存在了。因此,人需要与其他生物(包括细菌和病毒)和平共处。中医治病就是把病邪赖以生存的条件纠正过来,求得和平共处。17年前的非典病毒在地球上绝迹了吗?当然没有。它跑到哪里去了呢?不知道。但是因为全面增强了人类对非典病毒的免疫能力,双方进入了和平共处的动态平衡,非典也就不再发生了。这个道理就是中医治疗的着力点。其价值在于,在不知道是什么病毒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进行有效的防范;下次病毒变异了,或再有什么新病毒出现,照样“安居平五路”。这是总的指导思想,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方法问题。

有人说,“特效药才是打赢这场阻击战的重要制胜武器”。的确是这样的。我前面已经讲了,中药就是特效药。抛开中医的特效药,继续寄希望于“瑞德西韦”们,黄花菜都凉了。你想等待新药和疫苗,谈何容易!那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等后来人享受的东西。

自会有人反驳:媒体不是报道新药和疫苗正在抓紧研发了吗?当然不假,但那是望梅止渴。西医西药的研究有其固有流程,任凭疫情如何紧急,也不能省略步骤。一种药物和疫苗的研发,通常需要很多年,这也叫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埃博拉、SARS病毒致死率都比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致死率高、情况都更紧迫,有效药物和疫苗的研究也一直在抓紧进行。非典过去17年了,至今研制出来了吗?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你慢慢等着,之前还是老老实实服中药吧。不先把命保住,等到疫苗问世的胜利那天,怕骨头敲得鼓响了。

2、 “中医解决不了当代问题”

中医从来都在守正创新中前进,专为解决当代问题而战。

1956年石家庄发生乙脑(注:即流行性乙型脑炎,一种病毒性传染病)大流行,死亡率达30%。周总理让请教四川梓潼县人,时任中央保健局专家蒲辅周老先生,蒲老说可用白虎汤治疗。果然应用以后临床效果非常好,死亡率降到10%以下。蒲老先生亲自治疗167例乙脑患者全部康复,治愈率100%,死亡率为零。(《蒲辅周医疗经验》)

2003年全国上下抗击SARS的战役中,广州中医药大学名老中医邓铁涛教授等主导以中医为主进行治疗,他没有照搬蒲老治疗乙脑的白虎汤方案,更不是一提温病,就是吴有性、王孟英,而是用仙方活命饮。这一创新思维,这就是基于对中医辨证论治思维的灵活掌握。这种创新,是对中医文明的传承,对辨证论治的继承和升华。结果,非典之战,邓老团队的中医治愈率100%,死亡率为零。(《山东中医杂志》2018:6)

2003年,据WHO的统计:全球共有32个国家和地区报告了8422例非典患者,其中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有7700多例。全球死亡率为11%,台湾为27%,香港17%,加拿大16.3%,中国大陆7%,广东3.8%,其中广州为3.6%,全球最低。作为当年诊治非典的定点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邓老带领下,以中医药为主,大显神威,所有病例全部治愈出院,创造了患者零死亡、零转院、零后遗症,本院医护人员无一人感染“四个零”的奇迹。(以上信息全国各大媒体均有报道)“四个零”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全部治好了!

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的非典期间,钟南山院士的女儿不幸也感染上了非典,他将女儿托给邓铁涛老中医,用中医进行治疗,结果完全痊愈。不是钟院士不相信西医,但他也担心西医治疗的后遗症。(引自《齐鲁周刊》 2014年14期《钟南山:非典里的:“老方子”》)

(引自《大国医论坛》)

谁说中医不能解决当代的问题?

3、“中医不科学” 

用“不科学”打压直至图谋逐步消灭中医,是西方一贯的技巧,已经延续了两百年,近代尤甚。

如前所述,1956年石家庄乙脑之战,蒲辅周先生指导中医平瘟大获全胜。蒲老先生亲自治疗167例乙脑患者全部康复,治愈率100%,死亡率为零。你说这该是伟大的成就吧?可是不作数。事后,有关人员却说这样的治疗效果不能算医疗成果。原因很简单,167例患者用了98个方子,平均每个方子用不到两个人,“没有统计学意义”,“治疗的患者都是个案,没有价值。”西医只认科学,科学只认实证。你平息一场爆发的瘟疫算什么?进实验室的资格都不具备!—— 一人一方证明不能重复,不能重复就是不科学,不科学的东西今后不准推广!这位周恩来总理敬重和支持的蒲辅周老先生,一位举重若轻地平息了一场重大瘟疫的蒲大将军,轻轻地就被打趴在“实证方法”操纵的“实验室”中,更何况其他人!占据中国科研思维制高点的实证科学观,就像香港法官释放暴徒判刑警察那样,“依法”宣判“中医不科学”,所以当17年前的非典袭来的时候,有关部门再度不准中医插入,导致非典猖獗横行。直至五老上书温家宝总理,才打开了口子,时任卫生部长张文康被免职,吴仪副总理临危受命,临时兼任国家卫生部部长。中医终于再度大显神威,在抗非典战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这汗马功劳只风光了一阵子。在非典平息后,邓铁涛依然没有逃脱被“实证”收拾的命运。邓老的中医阴阳五行平衡理论作指导的非典治疗方法,当然通不过实验方法的论证,并由此再度依样画葫芦,轻轻地将邓铁涛大师狠狠打趴在“实证方法”操纵的“实验室”中,不久就把邓铁涛给边缘化了。

知否:那在实验室中评判中医这不行那不行最后打趴中医的“大法官”们,有几个会看病?姑且不追他懂不懂中医了。

一些人不长记性。时间才过了17年,当新冠肺炎卷土袭来的时候,有人再度阻挡中医发挥抗疫的主力军作用,而且是在这次瘟疫的发源地湖北省武汉市!依据就是他们在实验室得出的结论:“中医不科学”。

这个调侃很有趣:“科学你慢慢学,中医我先看病去了。”

4、“中医不可重复” 

用“不具重复性”来打压中医,也是西方的惯用伎俩。因为中医的辨证论治,是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由于不同的时间、地点和个体的影响,每个疾病都会存在若干不同的证型。根据不同的疾病阶段和病情变异选用不同的适宜方法或处方,实施精准治疗,不是千篇一律地一个药治疗一个病,而是用相同的处方针对相同的“证”,不同的处方针对相同的病,才能取得理想的疗效。即所谓“同病异治,异病同治”。

就像地球仪上的一条经线(疾病),交接着若干条纬线(证型),不同的纬度就是不同的证型。中医可重复的是证型,不可重复的是疾病。所以从一个疾病的角度看,证型当然不具备“可重复性”。正是根据不同的纬线选用不同的适宜处方,精准地施药,才能取得理想的疗效。这就是我当年创建的“中西医关系经纬论”。外行们从疾病的视角去看,一个疾病用那么多不同的处方,而不是用一个处方治疗一个病,就臆断中医不具备“可重复性”,进而认定缺乏“科学性”,特别成为几十年来打压中医的“万吨水压机”。中医就是在这样的高压下,被剥夺了话语权,被打进了“棚户区”。

 10年前,美国提出了“精准医学”,在得到美国总统奥巴马鼎力推荐之后,迅速风靡全球。他们发现:由于不同的时间、地点和个体的影响,每个疾病都会存在若干不同的差异。根据不同的疾病阶段和病情变异选用不同的适宜方法或处方,实施精准治疗,不是千篇一律地一个药治疗一个病,才能取得理想的疗效。美国医学科学家把“用相同的处方针对相同的证,不同的处方针对相同的病”,以求实施精准的治疗,命名为“精准医学”。

美国崇拜者们再度欢呼:美国就是美国!再度引领世界医学达到了新的高峰!殊不知,精准医学的本质,就是中医的辨证论治。

中国的辨证论治沿用了两千年,在本土被批判了100年,一些人弃之如敝履。可美国人不嫌弃,捡去换了一个名称:“精准医学”,就顺利地出口转内销,高价卖回中国,被崇美派供上了祖宗牌位——也没错,辨证论治就是老祖宗传下的瑰宝,只是崇美派已经忘记了自己的祖宗。哪天回过神来,发现高规格迎回的“精准医学”,竟然就是自己的祖宗,不知他是该继续供奉,还是直接掀翻祖宗的牌位?

中国的瑰宝,在自己的国土上是“中医不可重复”和“中医不科学”的铁证,去美国周游一圈回来,就成了“世界医学智慧的巅峰”——王者归来。

反中医的人该哑了吧?他们没哑,继续高呼着:中医是伪科学,要美国,不要中医。——他们反中医是不需要理由的:谁让你是中国的?!

5、“西医是科学,中医一定是伪科学” 

“科学”一词的本意是“知识”,“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均称之为“科学”。但在传统的西方学术思想中,科学曾经被认为是把握在某个领域里的唯一真理的学问。按照这种观点形成了一种偏激的认识,相信科学是绝对的,唯一的。个别人老是不能容忍中医,就是这种观念教育和影响的结果:既然引进了西方的西医,就一定要把中国中医给消灭掉。李致重先生曾经对此作深刻的批判。他说这种相当老旧和片面的“科学观”,是违背“科学”本意的。自十九世纪后期,在同一个领域中出现了很多不同的科学系统这一事实,逐渐使这种陈旧的科学观开始动摇,比如,非欧几何学的出现、相对论物理学的出现,以及后来的量子力学的出现等等。这些学科都并不否定科学的客观性,但都确实地表明,每种科学的客观性都是有限度的。这些革命性的发现,开始动摇了西方传统的科学观和真理观。

到了20世纪60年代,西方的科学观中就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以《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而饮誉世界的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受到这些新进展的鼓舞,深刻思考了科学的本性,最后得出了产生巨大影响的观点,认为探讨同一个领域的不同的科学系统之间的关系,不一定是一个谁真谁假或谁更真的问题,而是个谁更强、更顺应当时的知识界潮流的问题。这也就意味着,两个不同的理论可能各有自己的长处与短处,而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和不同的临场发挥中,它们的强弱是可以转化的。所以,科学的真理并不是绝对客观的、唯一的和排他的。它也不是不管一切条件、范围而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而是因客观世界复杂性而可以是多元的,在不同的形势中各有长处的。

然而,中国长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影响,使得中国的某些学者永远只能接受西方半个世纪以前的思想和观念。所以,虽然西方近年来发现了科学真理的多元化,中国还有那么些人反对中医。中医有一个由自己的独特理论和文化背景所建构出的一个活生生的意义世界,使它充满了文化与哲理的深度,并经受了几千年成功的医学实践的验证。但是,这些验证都是在中医这个意义世界中进行的。脱开了它,中医就失去了自己理论的灵性和生机来源,就会“虎落平阳被犬欺”。实际上,西医要是脱开了它的理论和意义世界,也一样会“玩不转”的。任何科学系统的科学性都是在坚持自己的理论根基,发挥自己的思想性情的情形下才会显现出来。这就是中医和西医的共性和个性。

6、“中医没有标准” 

中西医之间出现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西医之间的碰撞,实际上是中西文化碰撞的一个缩影。在此过程中,中医包括经过中华文化熏陶的西医,体现了东方民族的宽容性。中国的传统文化是讲求包容的,越是强盛的时代越能包容。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就指出道德高尚的人能够求同存异,而思想卑劣的小人对同类则要排斥。这就是为什么高明的中医多具有善于吸取西医长处的基本素质之奥秘;也就是为什么优秀的西医能够理解和尊重中医文化之根源。与此相反,历史上西医进入中国的时候却缺乏了解中医的诚意和耐心,一切都要以它的标准来评判,如果不符合他们的学术基础和思维特征,就不予认可。甚至由于他的手段局限无法认识的东西都被统统列为“非科学的”、“不符合标准的”。比如化学药品检测技术面对中药复方束手无策时,它不是去找自身检测技术局限的原因,而是武断地认为中药复方没有“可控性”、“稳定性”。

实际上,中医西医存在差异之必然,用语言文字的差异都可以得到佐证。比如中文说“这是什么”?英文说“whatisthis”?硬译就成为“什么一是一这”。同样一句话,语言的结构截然不同,如果有人非要用英文的语法去衡量中文,就难免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中国人说话颠三倒四”。同理,如果有人强行用西医的标准去衡量诠释、理解中医,就免不了判断说中医不科学。同样的道理,中医与西医可以是事实上也正是各擅所长的,各有各的真理和科学之处的。

只有具有“科学多元”这种科学性认识的人,才能理解中医的科学性。其实这道理,就象语言的道理一样简单:或者也可以说,就像大米是粮食,玉米也是粮食;黄河流的是水,长江流的也是水。思维正常的人决不会因为黄河流的是水,就认定长江流的不是水。思维正常的人也决不会认为西医是科学,就认为中医不科学。

现代西方文明确实对当今世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正是这种贡献才使其在与东方文明的竞争中取得强势地位,但东方古代文明仍不乏闪烁着科学智慧光芒的奇珍异宝。中医学就是这种中华文化的瑰宝。中医药学与现代科学技术一样具有客观性、唯物性和辩证法思想等重要特征。

如果一定要以数理化为基础的知识才称得上是科学,那么,这个科学的概念本身就存在问题,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医药学是我国人民经过几千年的实践总结出来的认识疾病和健康发生发展规律的一个知识体系,具有较为完善的系统理论和确切的临床疗效,因此,它符合“科学”的基本定义。既然是科学,就要讲“标准”,中医药治病也是有“标准”的,也是有“章”可循的。标准有根本和枝节之分,根本标准就是疗效,就是让人活得更久,活得更好。枝节标准则体现在无数的辨证规范中。张仲景《伤寒论》的398条经文,就是一系列典型的辨证施治“标准”。其实并非中医不可重复验证,只不过验证的方式、内容不同如西医而已!西医重复验证是“病”,而中医重复验证是“症”,病症可以相互交叉在若干种对方之中。所谓中医不能重复,完全是外行话。我曾经在出访日本时作学术报告,就小柴胡汤颗粒制剂被禁用一事,批评它们“从开处方的医生,到写报道的新闻记者,直至禁止使用小柴胡汤颗粒制剂的日本厚生省的官员,通通都是中医盲的缘故! ”台下一片掌声。

世界是多元化的,生物是具有多样性,人类文化具有多样性,宇宙也应该是多层次和复杂的。据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医学领域也很难仅仅只采用某一套医学体系,就能彻底阐释和解决一切人类健康与疾病的问题,就像大米和小麦的关系一样,中医与西医各有所长。排斥中医药参加新冠肺炎的治疗,是完全错误和短视的。

社会学家费孝通说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意思是说:你可以发挥你的长处,我也可以发挥我的优势,不要互相轻视,要承认别人的长处,互相尊重,取长补短。大家一起进步,最后天下大同。共御病毒,殊途同归。

倘各界都有了这样的认识,将有利于中医顺利地走进抗击疫情的主战场,不仅新冠肺炎的临床疗效会得到提高,使更多的李文亮得到挽救,而且将来再出现类似的情况,还会胸有成竹,将损失减少到最低的限度。

(主要参考文献:李致重《中医复兴论》)

四、疗效是检验医学医术的根本标准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疗效验证了中医学的科学性,在当今的背景下,作为民族优秀文化的中医药难道还真的缺什么?我们缺的不是人才,而是这些人才施展才能、走向世界的基础;我们缺的不是科研成果,而是中医药自身权威性的支持。总之,我们缺的不是脚、不是腿,而是膝盖,是自己站起来的勇气和自信,是一种舍我其谁的中华气势。(张晓彤:我的医学观)

我们的医学信念,是“疗效是检验医学医术的根本标准”——丢弃了这个方向和根本,中医将永远被西方势力踩在脚下。

 

定海神针——疗效是检验医学医术的根本标准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和坚强有力的指挥下,抗击新冠肺炎之战,一定会取得全面的胜利。

全国人民坚定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遵照中央指示:强化中西医结合,促进中医药深度介入诊疗全过程,及时推广有效方药和中成药,提高治愈率,降低死亡率”,以炎黄子孙的名义,为了人民的健康,支持中医药走进全面抗击新冠肺炎的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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